日本自由作家中山美里曾在她的自传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写道：在东京的繁华商圈，我开着令人瞩目的红色跑车，住着达官显贵群聚的豪宅。打开房门，宽敞无比的柔软名床，翻滚荡漾在令人心荡神驰的亚麻床罩之上……现在却已毫无踪影，只留下一片回忆，静静浮荡在空气之中。这是援交女孩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，她希望告诉后人，援交时留在自己心里的过去，会在以后慢慢发酵，直到追悔莫及。但她的话并没有警醒世人。早前上海检方曾披露一起20多名女中学生集体“援交”的案子，在这起案件中，这些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，最小的不到14岁。
在上海闸北检察院公开的一份资料显示，这20多名援交女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，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，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学校。据披露，小文、萍萍和娜娜从事卖淫时，均未满十八岁，其中小文和娜娜是发小，娜娜由于家庭变故，辍学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，而萍萍是小文同学。从2009年始，她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方式，相互介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嫖客发生性关系，并收取嫖资和介绍费。萍萍两次介绍小文和她的好友进行性交易，每次收取介绍费300元，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为上家，介绍另外的少女卖淫，并收取介绍费。上海闸北检察院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称，上海女高中这些女生“介绍卖淫，嫖客形成了固定‘圈子’，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。
重庆有位17岁的女孩小芭，为了买零食和上网，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，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。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，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，这让她苦恼万分。那时候十分厌学，索性跑出去玩，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“那一行”的朋友，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，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“行”。想想真好笑，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。出于谨慎，采访者试探性问起眼前这个女孩“第一次援交时的感觉”。坐在对面的小芭身子不经意颤了一下，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镇定。她说久了就有点习惯了，慢慢就好了，回学校后就当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。
据小芭介绍，她的“客户”通常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以外地人居多，来自各行各业，她遇见过官员，也遇见过律师。她一直试图避免和他们有情感上的交流，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。有人后来还想和她联系，都被她一口回绝。每个星期，她都会出去一两次，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，够她花上两三天，等到钱花光了，就再打电话“约客户”……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“援交”像毒瘾一样让她再也难以摆脱。小芭说，每次总是告诫自己：“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下次一定不做了。”但是很快又会纠结：“啧，钱啊，没钱真是很痛苦的。我一想到没钱，整个人就崩溃了，想想还是做吧!”小芭说，这样的生活让她换来了一些“自在”：不缺钱花，对学习也“没有什么负面影响”，“反正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，做不做都是‘超烂’”，最让人惊讶的是，小芭的家庭生活并不差，父亲是名警察，母亲是位医生。
在校中学生参与援交，刺痛了社会的神经。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，也不能单纯用“寡廉鲜耻”来理解她们的行为。从某种角度看，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，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“幸福”，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“奋斗目标”。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，堕落和进步，或只在一念之间。若是要解决这些“援交”女生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靠国家是不可能，毕竟这是一个社会所暴露出来的“系统问题”。有几句话想对某些女生说，在任何困难情况下，要学会想办法去解决，而不是打自己身体的主意，自重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父母的负责，更是对自己未来的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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